学术探索 | 制造书籍：论编辑作为文本意义的生产者
作者单位
石 慧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430072，武汉
开放科学 O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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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编辑作为书籍生产的重要一环，其对书籍的控制行为、对文本阐释的干预在研究领域常处于被忽视、被低估的状态。通过对书籍生产流程中编辑环节的考察，得出了编辑对于文本意义呈现起着重要作用的结论，编辑不是在为他人作嫁衣，而是在书籍生产流程中担当了文本生产者和意义创造者的角色。研究发现，编辑通过干预副文本内容、改变文本物质形态以及创造书籍之间的时空联结的方式控制文本，利用形式来表达其意图和参与解释，从而为文本筹划了新的意义。
关键词 编辑行为；意义构建；文化创造；文本生产
一本印刷书从文本创作到读者接受往往要经历这样的过程：作者创造最初的文本，编辑和出版商赋予书籍物质形式并使其进入公共领域；读者阅读书籍，分享他们各自的观点和解读。罗伯特·达恩顿将书籍生产看作一个包含了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等条件的多面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从作者到出版者、印刷者、贩运者、图书销售商和读者”[1]31 的交流圈，强调书籍生产过程中各方参与者及其相关行为的重要性。书籍不是超然物外的抽象文本，对于书籍的理解依赖于使之能被阅读的支撑物和抵达读者的形式，因此追踪书籍生产至消费过程的目的在于找出并阐明流程中的参与者介入的痕迹。唐·麦肯锡认为，文本的意义“是由那些写作、设计、印刷书籍的人，以及那些购买和阅读书籍的人一连串解释行为所构建的”[1]27。
传统的文学研究将书籍看作纯粹的文本而忽略其物质形式，强调对作者意图的考察；接受理论假定了一个理想的读者，认为文本与读者之间具有某种直接即时的联系，侧重于研究读者的阅读接受过程，而编辑作为书籍生产的重要一环，其对书籍的控制行为、对文本阐释的干预在研究领域中却常处于被忽视的地带。本文考察了编辑对副文本的左右、对书籍物质形态的控制，以及通过版本和丛书的策划构建书籍之间的时空联结，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编辑如何控制文本？编辑如何利用形式来表达意图和管束解释的空间？编辑在书籍的意义建构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1副文本：边界之外的意义
一本书籍的文本内容通常由正文本和副文本组成，正文本由作者写就，副文本多被编辑左右。下文将目光集中于副文本这一书籍创作生产中普遍而隐蔽的话语，探讨编辑如何通过对副文本的干预，最终影响文本的意义生产。
1.1 热奈特的“副文本”理论
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最早在《广义文本之导论》（1979）中提出“副文本性”[2] 的概念，他将副文本细分为13个类型：出版商的内文本、作者名、标题、插页、献辞和题词、题记、序言交流情境、原序、其他序言、内部标题、提示、公众外文本、私人内文本。[3] 副文本环绕、穿插、点缀在中心位置的正文本周围，为正文营造了一种（变化的）阅读氛围和生态，提供了来自作者或者编辑为了文本更恰当地被接受所留下的评论，充当文本的结构成分，因此“副文本虽处于边缘地位，但对中心的整合、控制抑或遮蔽、拆解作用不可小觑”[4]。
热奈特认为副文本的功能在于“保证文本命运和作者的宗旨一致”[5]，然而事实上，读者对文本的解读存在各种限制性的条件，我们总是无法回到作者创造最初文本时的心态和社会环境，也无法还原作者的真实意图。接受美学通常认为，文本的意义远非是普遍、单一和稳定的，它在历史中形成，在偏离中产生，该偏离即作品的主张（部分地由作者意图控制）与读者的回应间的距离。[6] 事实上，文本从其诞生那一日起就摆脱了作者的完全控制，其意义的变迁和多样不仅源于作者与读者的距离，同样产生于作者意图与编辑理解之间的偏离。
1.2 信号发送：视域融合下新的意义空间
文本从来不是孤立地向我们显现，它总是存在于历史之中，因此文本显现总是伴随着其历史背景的显现，诠释学家伽达默尔将这个历史背景称为“视域”，用来“标示思想与其有限规定性的联系以及扩展看视范围的步骤规则”[7]。文本的视域不仅为其显现，也为其意义的确立提供可能。同样，理解者也存在视域，换言之，理解者总是带着自身的视域阅读文本，理解的过程即“视域融合”。视域融合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既不同于我们原有的视域又不同于文本视域的新的视域，因此对文本的理解总是伴随着新的意义产生。当我们对文本内容做更微观的考察，将正文本作为主体时可以看到，副文本不仅环绕、补充、解释正文本，也为其提供了自己的视域，正、副文本两种视域的产生归因于编辑无法消除的局限性——作者创作的文本内容总是在编辑的视域和表达中得以呈现。
由于文本内容仍然处在书籍价值观的核心，因而无法直接参与文本创作的编辑长时间被误认为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只能为作者作“嫁衣”。事实上，编辑拥有一套无声却强有力的话语体系，一方面，编辑的“前理解”，即阅读前的期待和视界，决定了其对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取舍标准和选择的重点，也决定了编辑对作品的基本态度与评价；另一方面，编辑对于文本的意义有着独特的理解与阐释，副文本的生产是一种想象性再创造的过程。编辑通过控制、干预书籍的副文本及物质形态传达其对书籍的判断、定位和预设，在编辑视域中得以呈现的书籍本身已经脱离了其最初的创作形态和意图，其意义被延展或扭曲。
在现实的出版实践中，编辑在副文本的介入程度表现各异，更具复杂性。对于可以进行直接沟通交流的编辑与作者而言，他们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编辑可能在与作者的交往中直接影响其文本创作环节，有时编辑可以直接增删、修订正文本，对此产生的意义变动的探讨和界定也因而较为模糊。因此，本文对编辑直接操作改动正文本的问题暂且不表，更集中探讨编辑在副文本层面的操作。编辑在这其中发挥的重要影响，有时甚至会改变一本书籍的命运，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文学编辑家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一书，在编排体例和章节结构方面煞费苦心，将收录的文章精心整理，经历了“由无序到有序，由分散到整合的结构编码过程”。该书的成功，离不开编辑的文化水准、价值取向，离不开编辑的精巧设计和良苦用心，最终得以“实现单篇文章在功能上的互相组合，从而达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系统效应”[8]。再如周振甫在编辑加工钱锺书的《谈艺录》一书时，便参与了拟写小标题的工作，为最终书籍的呈现增色不少，得到了作者的高度肯定。
2物质性：载体的形式与结构热奈特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边缘位置的副文本，扩展了文本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然而，当涉及超出语言文本之外的东西——诸如纸张、字体、排版、装帧等物质呈现时，副文本理论便显得有些局促了。事实上，正文本的边界之外不全是语言，还有很多实体的部分。编辑通过左右副文本进行信号发送之外，还利用书籍的物质材料及呈现方式进行无声地言说，和文本一样，书籍的物质形态也具有表达功能，将直接作用于读者对于书籍的认知和理解。本文所要探究的，恰恰是对于每一本书籍而言，这些独特的物质形式如何影响书籍本身的意义和阐释空间？
为确定文本形态的变化对于书籍蕴含之意义的影响，我们必须区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作者意图和写作策略，另一方面是编辑决策和工艺局限，这驱使我们进入到更细致的层面，本文提出两个一般性的视角：首先要考察的是书籍的外部设计、材料及视觉效果如何营造一种阅读期待、带来直观的阅读体验；其次是在内文呈现上编辑如何根据文本内容和主题对开本、字体等要素的选择，因强调或淡化而对页面排版进行的布置。
2.1 装帧设计：营造阅读期待
书籍装帧的式样和材料的物质特征传达着文本之外的信息，即反映了其针对的阅读受众的 期待和资格能力。物质形式形塑了读者对文本的期待，规定和约束其如何使用、阅读和“拈借”文本，形式和内容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和等级关系，装帧的结构和形态将为阅读活动提供某种暗示和对文本理解的“前知识”。精简的平装书、豪华精美用于收藏的精装书、私人订制的特殊版本或是只有文字没有插图的版本都给读者对书籍以不同的预设，书籍的物质结构与读者的“期待视域”之间，存在着一种纯粹而直接的联系。
文本的包装传达了编辑为迎合预期读者的购买力和文化期望而在物质层面采取的策略。例如，抗日战争时期出版的面向农民群众的书籍大多外观粗陋，价格低廉，版面放大字排得较满，一册页数较少，装订形式简单，但这并非单纯由于物质匮乏而不得不采取的印刷形式，而是有意识有策略地希望通过朴素、简单、平易近人的装帧使这些书籍能够深入解放区根据地最广大的农民中去，使他们不因为书籍的厚重、装帧的考究而产生畏难、抗拒的心理。编辑通过设计书籍的装帧对受众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和区分，同时也暗示其对于书籍的文化定位和价值判断。1944年5月，第一部《毛泽东选集》由晋察冀日报社编印，以两种版本印制：平装本采用凸版纸印刷，分五卷锁线；精装本为布面烫金字，五卷合订。封面采用头号红色字体从右向左题名“毛泽东选集”，正文页前以整页篇幅用铜版精印毛泽东在延安的照片。“当时的物质条件极端困难，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山沟里的坡山村第一次印刷精装书，无论材料、工具还是技术，都有很大困难……晋察冀边区的纸张十分缺乏，为了印刷《毛泽东选集》，党组织派人深入到敌占区，越过层层关卡购进了一部分较好的凸版纸。装订中第一次采用锁线技术，所用的红绿线以及红蓝绸子，都是从敌占区买来的”[9]，尽管生产条件极其有限，但由于《毛泽东选集》一书特殊的政治和文化地位，编辑克服重重困难也要给予该书一丝不苟的校对排版、质量上乘的纸张、考究的封面装帧。
2.2 版面布局：阅读空间和视野
阅读活动是一种实践活动，离不开行为、空间和习惯。版面的铺排与陈列作为一种具有空间感的话语形式，影响着读者的阅读习惯和行为，塑造了书籍的用法、阅读方式以及步骤。具体来说，字号字体、段落的展开、图文的比例及在版面中的位置等形成错落有致的空间次序，不仅带给读者不同的阅读视野，同时也显示出一种价值排序。
鲁迅对于书籍版面布局的设计具有开创性的作用，他较早地意识到了版面对于营造阅读空间之效用，“较好的中国书和西洋书，每本前后总有一两张空白的副页，上下的天地头也很宽。而近来中国的排印的新书则大抵没有副页，天地头又都很短，想要写上一点意见或别的什么，也无地可容，翻开书来，满本是密密层层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不但很少‘读书之乐’，且觉得仿佛人生已没有‘余裕’，‘不留余地’了。”[10] 印刷上的细微变化对作品被阅读的方式、被赋予的定位，以及读者对其的价值判断都产生了明显的重要影响，鲁迅便认为留白可以给读者以通透自由之感，使读者的阅读和思考留有空间，让读者可以在天头地脚“写上评注或读书的心得，以尝读书之乐”[11]。留白不仅使版面的视觉呈现虚实相宜、疏密有致，更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读者的阅读习惯和行为，加强了读者和文本的互动。
上述讨论阐述了在书籍的内容以及形式方面的编辑决策使得文本意义解读有了新的空间，下文则将目光投射至不同书籍之间的联结，探讨书籍在共时性和历时性意义上的联结如何催生新的影响和解释。
3.1 版本：时间联结与意义再阐释
版本即“同一部书因编辑、传抄、刻版、排版或装订形式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的本子”，“内容不同的版本是指一本书的增订本、修订本、缩写本或节本、通俗本、节译本等。形式不同的版本是指一本书的出版处不同、装订形式不同（平装本、精装本、普及本、线装本等）、排版不同（页数不同、横排本、竖排本）、合订或分订等”。[12] 将书籍的不同版本层层叠叠排列起来，便成为一段描述的历史过程，透过书籍的时间序列所展现的是时代和社会对待一本书态度的变化、审美取向的转变、价值的排序，以及被过滤、遮蔽和遗忘的部分……流传久远的文本，它的不同版本甚至可以成为历史图景的缩影和时代精神的写照。书籍的价值和意义并非永恒不变，也不仅仅由作者意图或文本结构所决定，而是在不断地阅读、流通、传承的过程中达成。书籍的理解应置于具体的历史情景中，版本流传使其展现于阐释与再阐释的无限过程中，意义得以在时间中呈现且无法穷尽。这是一种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沟通，没有编辑的参与，书籍也许还是躺在故纸堆里的手稿，然而编辑它的意义就使得其突破其自身，走向更加宽广的视界。
以“延安文艺”运动中诞生的长篇叙事诗歌《王贵与李香香》为例，在其出版后的二十余年中不断以各种形式再版和改编。在王荣对《王贵与李香香》版本变迁的考察中可以看出，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的变化及审美趣味和艺术规范的调整，这首叙事诗歌的文本内容和定位也在经历着调整，以期被纳入当代文学的“典范”之中。通过前后的版本对比发现，《王贵与李香香》的重点由民间革命与恋爱转向了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民斗争等具有当代意义的内容。[13] 版本变化的背后事实上隐现的是编辑对文艺走向和创作潮流的主动迎合及期待认同。
3.2 丛书：空间聚合与价值共生
丛书即“搜集两种以上的文献，按照一定的理念和体例编校，冠以一个总的书名，用统一的版式和装帧印行”[14]。如果说书籍的版本是意义在时间上的呈现，丛书便是将不同书籍以主题和观念排列聚合在空间中。将不同的书籍以共同的主题策划为一个整体使书籍之间有了天然紧密的联系，打破了书籍原有的知识秩序，对其进行时空维度上的重组与定位，它们之间或交替互补，或相得益彰，完成意义的转移、共生、互涉。
民国著名编辑家赵家璧曾说过：“编辑工作有两种，一是把你已有的作品集起来，编到丛书中，这要在选稿、选作品的过程中看出编辑的水平；而另一种编辑，要从无到有，带有创造性的劳动。本来没有这套书，通过编辑的头脑，有了一个编辑意图，然后组织许多作者来实现你的意图，完成你的编辑计划，这可以说是创造性的编辑工作。”[15] 以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为例，这是主编王云五策划的一套累计1712种4441册的兼具中西、贯穿古今的大型丛书。《万有文库》的出版，不仅是一次存续日久的文化典籍的整理活动，同时也是对正在进行中的现代知识的一次阶段性回顾与梳理。凭借一部丛书的能量，《万有文库》高速推进了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并对知识进行了全学科视野的重组、整合，改变了近代以来的知识格局。[16] 大型丛书拥有的集聚效应，可以使书籍的影响力溢出出版领域，甚至改变知识发展的进程，驱动文化的生产与革新，而这样广泛深远的影响力，是单本书籍难以望其项背的，也离不开编辑强大的策划与组织能力。
丛书不仅可以因集聚效应而产生成倍于单本书籍的文化影响，还拥有将书籍经典化的效力。经典书籍的形成，往往取决于形成经典的外部因素，即主流话语形态和国家权力意志，一些丛书的策划便是编辑及其所代表的话语权力运作的结果。20世纪40年代末，缘起于党的领导人为在夺取全国胜利后展示解放区文艺风貌的要求，时任华北局宣传部长的周扬担任主编，编选了“中国人民文艺丛书”。通过编辑有意识选编汇集的方式及其“经典化”的叙述话语，以高度组织化的文学生产模式，该丛书“成为取得新文学运动及其美学趣味的主导性地位，影响并规范当下文学创作的基本规范与读者的审美期待，重整新文学的文体类型新秩序及其学术生产等文化建设实践活动的重要目标领域”[17]。
在过往的观念中，书籍被归为某个具体作者的名下，视为创造天分的产物。随着书籍史研究的深入，这种不假思索的信念和不言自明的论断被逐步破解。书籍的生产过程远比我们所认识的更为复杂，编辑在其中承担了重要的文化再创造、意义再生产的职能。作者、编辑、读者共同创造了文本，编辑行为——选择、组合、规范、修正、装饰文本——在本质上构建了新的文本意义。当然，刻意抬高编辑的能动作用，而忽视其在文本意义生产中介入的有限程度也是不可取的，也要警惕陷入“编辑决定论”和“编辑本位主义思想”的陷阱，在强调编辑的干预之外，仍需要意识到作者在文本意义的生产中不可撼动的重要位置。
近年来，认为作者是文本意义的唯一制造者、文本可以脱离其印刷形式抽象出来进行解读的观念已经不合时宜了，书籍赖以生存的空间恰恰为其提供了意义生发和阐释的空间，越来越多的研究聚焦于作者之外的因素：文本的物质性、读者阐释、文学传统或文化理念等等，本文对编辑行为的研究即是在此视角下的一种补充。在编辑主导下，书籍的文本内容或是物质形态的变化，均会招徕新的读者，产生不同的理解。将编辑纳入文本创作者的行列，重视编辑的价值和功用，有助于我们理解文本的多重内涵，并且使得编辑群体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身工作的独特性质和重要作用。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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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与出版》2021年第12期P10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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